• 南京浦口实验小学

                             著名革命诗人蒲风（连载·九）九、江淮烟雨
                 西南山城桂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方地带，广州沦陷后大批文化人也随之迁往桂林。黄宁婴和陈残云在这里执起教鞭，芦荻担任报纸副刊编辑。他们还一起复刊了《中国诗坛》。
               1940年秋，蒲风夫妇和野曼从梅县分头出发，又几乎同时到达桂林。第二天晚上他们在黄宁婴家欢聚。听说蒲风要到新四军去，宁婴的两个年轻的妻弟要求一同前往，蒲风满口应承，宁婴夫妇也因此格外高兴。分手之际，《中国诗坛》社的诗友们在桂林斋菜馆“功德林”聚会。
               一杯饮尽，从此壮别天涯！              蒲风夫妇和两个小青年与同行数十人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介绍前往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们经湖南、江西等地，穿过重重封锁线，克服了许多困难，于这年初冬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蒲风在途中曾写了《横过南中国小记》，发表在湖南衡阳的报纸上。
              1941年1月4日，蒲风等一批人员奉令渡江北移。7日，新四军军部遭国民党顽军围攻，“皖南事变”爆发……
             蒲风渡江后因妻子怀孕行动不便，便与李菊生等人化妆经南京到达皖北──安徽省天长县新四军二师。3月，女儿安谷（后改名安榕）出生。不久，为加强根据地建设，组织上决定蒲风转入地方工作，任淮南津浦路东“总文抗”（相当于现在的文联）副主任。蒲风的妻子谢培贞也在当地工作，任淮南艺术专门学校教员。用名：于斐。当时，根据地的生活十分艰苦，住房简陋，地面是夯实的泯土，土墙打个洞当窗子，屋顶盖的是茅草……蒲风不顾自己体弱，工作很起劲，办油印小报出墙报和黑板报，进行宣传鼓动。他满怀爱国激情写诗撰文，以鼓动军民的抗日斗志。他把诗歌看作是斗争的武器，“我是更希望我的诗歌，”每一句都相似大炮、炸弹、冲锋号，猛烈地向敌人袭击的。”他的作品多发表于油印的综合性文艺双月刊《路东大众》《新路东报》（后改名为《淮南日报》）和驻地墙报上。他写过一篇叙事诗《帕米岗》歌颂战斗的胜利。他写信给印尼的侄儿黄仕新，希望他回国参加抗战，又写信给福州的学生康雄飞鼓励他北上参加新四军。
                  关于蒲风后期在根据地的情况，仅有一些零星片断。据抗战时在淮南大众剧团工作的葛健回忆说：“蒲风同志我见过的，时间是194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去“文抗”驻地黄庄参加座谈会，我与蒲风同志和大家一起唱了革命歌曲。根据地很多。人知道他是有名的诗人……他注意联系群众，十分关心根据地的文化建设。1941年12月，我们剧团上演张泽易创作的五幕话剧《劳动人民的儿子》，他亲自出席讨论剧本的座谈会，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评论。”
                蒲风因长年奔波劳碌，参加新四军后又从皖南至皖东千里跋涉，身体严重透支。并且一如既住地忘我工作，导致旧病复发。
                关于他临终前的情况，已经鲜为人知。1982年，蒲风女儿黄安榕和丈夫陈松溪涌过实地探访和在有关部门协助下继续查访终于有了一些了解：
              葛友仁老人──他虽双目失明，记忆却很清晰。他说：“蒲风吗？我知道的，根据地有名的诗人嘛！有一次，汪良材到我家来找课本，并说，因为蒲风病了，没法编新教材，所以要我找旧课本去参考改编。还说，蒲风肺病复发，加上痔疮出血化脓，病得利害，根据地好药少，尽管天天给他上药，就是不见好。他老婆天天哭……”
             他还记得蒲风夫妇是住在黄庄高家。
                  高老大娘──蒲风同志住在她家厢屋，夫妻两个和一个小孩……她说蒲风同志为人很好，经常拿东西给她小孩吃。蒲风同志生病，她是知道的，严重时到大西庄（军分区）疗养所，治疗；逝世时安葬在（疗养）所的南岗义家，还有一墓碑。这个地方距葛苍有七八里地现属江苏盱眙县张洪公社苏岗大队，义冢在吴庄、洪营两个生产队之间。
                  蒲风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在纪念苏联革命作家高尔基逝世6周年大会上，他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一个多月后病情恶化，不幸医治无效，于1942年8月13日在天长县逝世，终年32岁。
              中共皖东津浦路东区委隆重举行追悼大会，由苏皖边区行政公署主任方毅亲自主持，并护送遗体至墓地。津浦路东各县均送挽联致哀，中共天长县委的挽联是：“赖八方同志奔驰，苏皖山河长不朽；痛两颗红星陨落，江淮风雨有余哀。”（注：两颗红星指蒲风和中共仪征县委书记马义宏），津浦路东根据地出版了悼念蒲风逝世专刊；蒲风妻子于斐写了悼诗《凄切的哀音》；正在当地的音乐家贺绿汀连夜创作悼歌《追悼蒲风同志》。
            蒲风病重时怀念故乡，根据他生前的愿望─坟墓朝向南方。
             由于战火纷飞，山河远隔，蒲风逝世的噩耗在1943年初春才传到重庆。《新华日报》先后发表简壤（徐光霄）、李篁（王亚平）和雷石榆的三篇悼念文章。雷石榆的文章开头却是：“蒲风哟，你真的死了吗？”
            蒲风的一生是短暂的，然而也是光辉的。他生长在灾难深重的年代，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挺身而出、义无返顾地投入血与火的斗争。他深知唤起民众和紧握枪杆是革命胜利的法宝，所以他双管齐下，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全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蒲风为革命烈士，他的英名镌刻在新四军烈士纪念碑上。                在他勤奋的一生中先后创作诗集十五部，诗歌及文艺论著四部，译诗两部。另有两本日记，一本记录了1931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求学时的情况，表现了蒲风自勉自励不断进取的精神；另一本记录了蒲风在1937年1月至1938年1月辗转于福州、汕头、厦门、广州、香港等地的工作、生活、创作以及开展新诗歌运动的详细情况，充分反映了他在艰难困苦中自强不息，献身革命的崇高风范。这两本日记中还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情况。《蒲风日记》披露了一个有志爱国青年在离乱岁月里的心路历程，正如诗人王亚平在《读＜蒲风日记＞有感》中说的：“心血凝城的语言，写成光芒夺人的日记，”“是播种人，开拓者，象犍牛负起重轭猛进。”
                蒲风生前曾对妻子说：他到新四军后写的一箱手稿，其中不但有诗稿，还有研究鲁迅的专著，比过去已出版的十几部作品集更有价值。但在一次战斗前夕，因部队转移手稿寄放在一农户家，待战斗结束后找不到了。这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蒲风是一个拿枪的诗人，又是一个热心、活跃的新诗运动者。在风雨如磐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高举现实主义和大众化的旗帜，使文艺活动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诗人任钧说：“在事实上，我们不妨说，他乃是该会的总干事。他过问一切，他推进一切。假如说中国诗歌会的确曾经对中国的新诗运动发生过多少推进作用的话，则蒲风之功，显然是最大的。”
               诗人野曼说：“蒲风是迄今为止我看见的第一个新诗狂热的提倡者、组织者、创造者。他是倾注了每一滴生命之泉，来哺育新诗的。这印象，只是和他接触那么几天，我就强烈地感受了。”                “蒲风是闪烁在人们心头的诗。”                  蒲风毕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是中国古代“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为了实现人民革命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他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哨，永做大众的良朋，为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而忘我奋斗。 蒲风的人生抉择不仅是认识上的问题，更主要的是他有一颗赤子之心。                                     蒲风为中国现代诗坛建立的功绩诚然不可磨灭，而他的爱国热忱和献身精神堪为后世楷模！


图46、   蒲风革命烈士证书                                                                  任钧   




  王亚平

【待续十、故园春秋（尾声）】，我为自己的良心。 　　春秋时，楚郑交兵，楚将穿封戌擒获郑王颉。楚王的弟弟公子围却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