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浦口实验小学

     何如璋当年救琉球于危亡向朝廷提出“上中下”三策                                        大埔  何维柱摘抄    在日本的威逼之下，琉球一边遣使说理，一边派人到中国乞援。1877年4月，琉球国王密遣紫巾官向德宏来华陈情，告以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中国之事。经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上奏后，清廷颁下谕旨，称“琉球世守藩服，岁修职贡，日本何以无故梗阻？是否借端生事，抑或另有别情？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传知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等，俟到日本后，相机妥筹办理。”     1877年底，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到达东京，随即就日本阻止琉球朝贡之事展开了交涉。而琉球官吏也分别拜会了驻东京的英、美、荷兰等国公使，以争取这些国家的同情与支持。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随即对琉球藩吏下驱逐令，禁止他们继续在东京停留。受此侮辱，琉球官吏“全都面露愤然之色”，并赴日本官员私邸发泄他们的不满。    对于中方的抗议，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却借口何如璋的照会“言辞激烈”而屡屡纠缠不休，不予正面回复。从文字上看来，何如璋的照会不过是一说理帖子，试节录如下：“查琉球国为中国洋面一小岛，地势狭小，物产浇薄，贪之无可贪，并之无可并。孤悬海中，从古至今，自成一国。自明朝洪武五年，臣服中国，封王进贡，列为藩属；惟国中政令许其自治，至今不改。我大清怜其弱小，优待有加；琉球事我，尤为恭顺。定例二年一贡，从无间断。所有一切典礼，载在《大清会典》、《礼部则例》及历届册封琉球使所著《中山传信录》等书，即球人所作《中山史略》、《球阳志》，并贵国人近刻《琉球志》，皆明载之。又琉球国于我咸丰年间，曾与美利坚合众国、法兰西、荷兰国立约，约中皆用我年号历朔文字，是琉球为服属我朝之国，欧美各国无不知之。”这段是梳理琉球的历史。    接着，何如璋又称：“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本大臣驻此数月，查问情事，窃念我两国自立《修好条规》以来，倍敦和谊，条规中第一条即言‘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互有侵越’，自应遵守不渝，此贵国之所知也。今若欺陵琉球，擅改旧章，将何以对我国？ 且何以对与琉球有约之国？琉球虽小，其服事我朝之心，上下如一，亦断断难以屈从。”    日本外务卿寺岛宗则抓住“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数句斥责之语大做文章，非要何如璋做出解释，实则是在回避“琉球归属”的真问题。    李鸿章对于何如璋的强硬颇有点不以为然。之前，何如璋曾给李寄过一函，其中称：“如璋熟知中国此时决非用兵之时，即虑日人，亦我天恩宽大，必不因弹丸之地，张挞伐之威。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之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即终无了期，而日人有所顾忌，球人借以苟延，所获亦多。失此不言，日人既灭琉球，练之为兵，驱之为寇，转恐边患无已时，斯又度时审势，反复踌躇，而以为不得不言者也。”    李鸿章接信后，在复函中痛斥日本“阻贡不已，旋改年号；改年不已，复欲锁港。无理已极！”但他私下又认为，“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本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瘛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在交涉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何如璋致函总理衙门，提出“上中下”三策：一是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本以必争；二是据理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本以必救；三是外交辩论，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总理衙门在征求李鸿章意见时，李鸿章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暂时可用第三策应付。    清廷的妥协主要还是因为海军刚刚起步，外购军舰尚在询价当中，无力承担起对琉球的保护责任，对于日本的举动，当时也只能采取外交羁绊的方法。不过，日本在1877年至1878年的国内政局也极为混乱，先是西乡隆盛在萨摩藩发起叛乱最终失败战死（史称“西南战争”）；后是被称为“东方俾斯麦”的大久保利通于次年被暗杀。可惜的是，清廷当时连一艘巡洋舰都没有，因而也就未能抓住这短暂的机遇。 连续不停地挖坑，却一点也没有感觉到劳累，仿佛全身有使不完的劲。 　　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