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浦口实验小学

                              山歌传千载、翰墨写春秋

                   读胡希张著《客家山歌人物传略》
                                （四）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人是环境的产物，一个人的成长成才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彼此的关系正如一颗种子落地后的生根、开花和结果，需要适宜的土壤和气候一样。
        所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强调要处理好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这一观点和要求更是以真人真事为前提的人物传记写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在写作中对此反映的程度如何，直接影响作品的可信度和学术含量。因此，本书作者“谨防笔下生花，更不搞戏说那一套。”这是严肃而明智的选择。
        四位山歌大师均走过了漫长而坎坷的人生道路，但他们对山歌艺术的追求始终没有放弃，这是他们取得成功的内在因素。笔者在本文第二章简要介绍了本书反映的山歌大师的坎坷命运，强调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这还不够，作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的个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环境必定在人们的身上留下投影。换句话说，山歌大师的山歌人生与现代中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形势如影相随。
       陈贤英一生四易名字的案例的便率先印证了这一点。当了童养媳，小时候的名字要改；婆家呆不下去了，她又失去原来的名字。直到1958年她首次豋上正式舞台演出的时候她仍叫陈嫂或陈二娘，待演出结束领导接见演员时才为她起了现在的名字。因此，她年少时只能向神明唔求：“伯公伯婆（你就）爱有灵，保佑涯后世变男人；变成男人有作用，行书写帖唔求人。”她不但是一个没有自己名字的童养媳，她的喉咙也锁上了链子，她在祖堂唱山歌被家婆赶出了门。在那样的环境下山歌生存维艰，谈何发展？
       只有时代和社会的新生，才有个人命运的新生。基于这一观点，所谓客家山歌自1949年至今所经历的三个发展的黄金期，也就是客家山歌手们成才成器的黄金期，山歌人生的黄金期。时代社会的大气候、大环境，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扶持，经济复苏激活的人民大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山歌们艺术的一展身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平台和空间。
       1976年，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十年文革的终结，人民大众被压抑已久的精神文化需求如熔岩喷发，各级文化部门顺势而为，在民间自发和官方扶持的合力推动下，梅州城乡的山歌活动日趋繁荣，众多的山歌手因此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思想大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客家山歌乘文艺复苏的东风重现生机。前所未有的大型山歌系列活动为它的发展构筑了宽广而坚实的平台，华侨之乡─“三胞”联谊使山歌大师的潜能得到尽情释放。文艺特有的以情感人、潜移默化的功能可以消除政见和时空带来的隔阂，于是有了汤明哲“山歌推到隔心墙”的神奇效果，“山歌汤”名声大振。山歌又是一座连心桥，周天和、陈贤英与台湾退役将军结成莫逆之交，丰富了客家山歌的内涵，艺术地演绎了“血浓于水”的主题。余耀南以大埔县侨联主席和山歌手的双重身份使履职生涯如鱼得水，这既是他的造化，更是新时代的眷顾。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也谱写了梅州山歌史的华彩乐章。
                                                                                          （待续、五）



甚至坟墓，为了结实，都是用小米汤浇灌，可那时没有水泥洪水猛兽的年代里，一群衣不蔽体的渺小人类，为了战胜自然界的各种灾难，用尽了所有的智慧、潜